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运用率受到当事人的认同、受理法院的层级等因素的影响。

三者既有所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彼此融贯，是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法理基础，也是深入研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问题的重要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从政治学角度看，制度是主权国家得以持续存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把领土、主权、人民等国家要素凝聚起来的黏合剂，是国家合法有序发展延续的基本依据，也是政党、政府、武装力量、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主体合法化有序化活动的根本遵循。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只要权力不受制约监督，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四）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三个文明概念 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法理概念，是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基础性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制度的刚性和权威必须牢固树立起来，不得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宽裕意味着心态不窘迫。

【中文关键字】生活共同体。在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改善的条件下，县域人才支持乡村建设的流动机制就容易顺畅运转起来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在评判共同富裕程度时，不能只看平均数，还要看众数、中位数。

【参考文献】 [1]胡仕林：《贫困的法律治理的国内研究述评与展望》，《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7期，第17-23页。借鉴相对贫困标准的测算方式，将平均工资收入水平40%以下的人口数量作为评判共同富裕程度的参数，更容易满足基本概念内涵稳定性的需要。

城乡融合 【全文】 在共同富裕的立法保障方面，基本的思路是：提低、扩中、纠偏、稳高。【中文摘要】富裕是指富有、宽裕的生活状态。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相对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都存在差距的状态下，福利陷阱未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适当生活水准则是一个可以追求的合理目标。富有意味着生活资源不匮乏、合理需求有保障。

在普惠金融制度建设方面，需要以商业银行的信贷调查技术为基础，解决过度依赖抵押贷款、忽视信用贷款的问题，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更为有效的信贷支持。常年农作物受灾面积约3亿亩、需要防治灾害面积超过70亿亩次的现实状况，对农业生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个体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个体全面、自由发展，需要以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平等就业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财产权制度构建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的财产权制度、公平的税收制度，能够激发干事创业者的信心，有利于推动市场经济更高水平的发展。

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中，需要坚持均衡发展、普惠共享的指导原则，注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工作节奏，在发展经济、保护生态、革新文化、优化治理方面有所作为，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充分的支持条件。[7]王曙光：《中国扶贫——制度创新与理论演变（1949-2020）》，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方面，传承民间习俗与传统技艺，加强对农业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可以为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增添动力。就行业等特定类型的群体而言，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政府在这方面需要做好兜底、维序、定界的公共服务，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共建、共治的作用，这样就能够为行业或特定类型的群体发挥创造力、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5]左停、赵兴梅：《扶贫立法：提升扶贫开发水平的有效途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3-116页。二、提高城乡融合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 我国农业资源总量有限、农民收入长期较低、农村条件相对偏差的现实情况，需要依赖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等制度予以改善。基础设施不足、生态补偿缺位等因素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对于拓展蓝箱补贴范围、增强绿箱补贴主导作用以及完善农产品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制度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从社区维度的共同富裕目标来看，需要区分城市社区、乡镇社区、村庄社区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档次的制度普惠效果、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覆盖程度方面的指标，一方面以具有示范意义的城市社区作为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以远离城市的村庄社区建设状况作为底线目标，这样就更容易为城镇社区创建达到中等程度共同富裕水平的社区保留足够的调适空间。只有绝大多数个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后，才能实现群体的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联席会议、部门协同以及流程再造的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的税收、社保缴纳方面的服务。

例如，共同富裕是指特定行政辖区不少于80%的人口在收入与福利可得性方面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状态。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距离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还有差距，因此，务必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设定合理的共同富裕目标。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序社会之间的合理划界、协同发力，才能保证共建、共治、共评、共享目标的实现。[6]袁超：《城市空间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数智化改革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不仅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而且能够促进乡村信用制度建设、助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习俗改良。[4]赵鑫、任大鹏：《地方扶贫立法的路径、制度与理论反思》，《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33-42页。

在解决作为收入差距表现的区域差距、群体差距方面，需要强调均衡发展、协同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共同支撑的优质发展、高质量发展目标，这样才能在成果共享、精神富有、绿色发展、整体智治等方面不断创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乡村信用制度建设同样可以为普惠金融制度的延伸覆盖创造必要条件。2019年全国耕地总面积比10年前减少1.13亿亩，导致农业人均资源更显匮乏，加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制度稳定、合理、可预期是商事主体投资决策过程中考虑的首要因素。

正是在部分个体已经非常富裕、部分群体已经显著富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通过立法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适度均衡，优化在三次分配环节上的制度安排，为实现社会整体共同富裕夯实基础。[8]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精准扶贫与相对贫困——以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经验为例》，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年版。

[3]王莺桦、孙兆霞：《我国扶贫开发法制建设探析——基于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文本的反思》，《岭南学刊》2019年第2期，第101-108页。不同群体的收入方式、波动幅度有差异，如果忽略这些差异，根据某一时点的收入严格征税，可能会让部分难以长久保持高收入水平的劳动者感到失望。

个体富裕、群体富裕、社会整体富裕是前后连贯的三个阶段。进入专题： 生活共同体 群体富裕 共同富裕 。

产权保护制度得到稳定、有效落实，群众自然有动力通过合法劳动创造、积累财富，促进共同富裕。适当生活水准涉及吃穿住行养育医等方面，力求实现老幼有所养、残病有所医、弱有所扶、住有所居、学有所成、业有所兴、心有所安的生活状态。科学立法、公正执法、独立司法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式。在劳动者领取社保、使用医保方面，可以采取划分不同缴费水平、解决跨区域流转难题等手段，发挥社保、医保制度的兜底保障作用。

教师、医师、工匠、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才可能重振乡村社区共同体的活力。因此，在建设共同富裕制度体系时，需要考虑以社区、行业等特定类型群体为表现形式的生活共同体概念发挥的支撑作用。

在土地使用方面，通过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土地收储与招标拍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等配套制度，实现优化土地要素配置的目标。就不同行业等特定类型的群体而言，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靠第一次分配过程中的工资收入合理增长等劳动法制度、第二次分配依赖的税收优惠制度予以支撑。

稳高是要让先富的群体增强参与共同富裕建设的信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等因素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的趋势难以逆转。